寓言《盲人摸象》,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因了解的局限而容易以偏概全。还有一句有名的文学评论:“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莱特。”则是典型的见仁见智。认识一个人不容易,认识一个地方人的文化性格就更难了。 湖北人的文化性格特点是什么呢?“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亦褒亦贬的评价,多出自外省人之口,鄂人很少自我对号,能否概括湖北人的性格,恐怕还要讨论。省内较流行说法有:“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有的版本后面还有‘三个汉川佬,抵不到一个天沔苕’。)”近年来,“惟楚有材”出现的频率较高,这话我以为更多的是一种勉励和期许。还有其他说法,也是人言人殊。在下文章,恐怕也难免盲人摸象之嫌。 什么是文化?汤因比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文明,就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而文化则是一个文明的灵魂、血液、精髓、核心、本质的缩影。湖北人的文化特性正与湖北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江湖密布、水患频繁是构成湖北人性格的重要地理条件。千百年来,湖北人在同洪水的生死搏斗中,培养和锻炼了湖北人对洪水的适应能力,积累了丰富的同洪水相处的生存智慧———同洪水对抗:抢险堵漏,严防死守,修筑堤坝,疏浚河道,一部治水的历史,汇集着湖北人民在洪涝灾害斗争中丰富的治水经验;与灾害奋力抗争的坚强意志;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以及捐钱捐物修桥修路筑堤建坝的高尚品格。与水相处:一叶舟,一张网,采莲,采菱;湖港深处,甚至可逃避苛政和仇敌的追杀。当年的洪湖,就流传这样的挑衅:“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要想捉老子,除非是神仙。”透露出江河湖泊人性格中能耐、野性、彪悍的一面。逃避洪水:如果洪水实在太大,人们则躲开洪水,扶老携幼,逃荒外出。这一逃,也许就逃出了一个新的天地:先是为躲水而逃,继而为谋生外出。如“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的天门、沔阳人,有的逃到省外以至国外(天门就是全国内地著名侨乡),找到了新的谋生手段。从而造就了一批脱离土地的各类“非农业”人才,同时也铸就了他们精明能干、机巧善变、适应能力强的生意人性格特点。而“奸狡”之说大概由此派生。 由此看来,水患客观上对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是个冲击,有助于开放意识的培养,同时也产生了湖北人特有的“洪水文化的两面性格”:在同洪水斗争时,坚毅、抗争、进取;在向洪水妥协时,圆圜、机敏、退让。像水一样,因时因势而变,灵活开放,随遇而安,不固守一地,随水走“江湖”,寻找新出路———辞典对“江湖”一词的解释(“泛指四方各地”),大约可以在湖北找到生态文化的根。“九省通衢”是构成湖北人性格的另一主要地理条件。地处华中的地理优势,扼南北交通枢纽,居东西水路要津,坐收南北东西四方之利,各种信息、人才、物资纷至沓来,在电信、航空,甚至航海还不甚发达的时代,这简直是上天对湖北人的格外眷顾!这个时候的湖北人是中国的骄子。借助这些有利因素,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清末民初,武汉近代工商业就相当发达,成为仅次于远东大都市的上海,被外国人誉为东方芝加哥。连江汉路上的旧租界建筑,也仿佛上海外滩的模样。 较为发达的工商业,水陆码头,大都市,初步奠定了一个市民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不全,支撑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自由贸易、平等交换、市场信用、货币体系等体制和文化要素的缺位,因此市民社会文化这个上层建筑只能是适应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的产物———市场经济是草创阶段,市民是刚刚走出田野的农民,骨子里带有浓厚农民性格和小农意识,加之水陆码头熏陶出的江湖习气,如此等等,使得武汉及其周边地区、江河两岸人们的性格呈现一种独特的“初级市场的市民文化“的禀性:商品意识、开放精神、精明强干、工余算计。这种性格贬义的说法就是:“奸”、“狡”、“抖狠”等,正是对这种混合的市民文化的粗略界定。 既有“洪水文化性格”的特点,又是“初级市场的市民文化性格”,这两种文化性格大概可以看作湖北人文化性格的主导面。这种文化性格有时体现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状态,有时又显得眼光短浅、消极偏执,呈现一种较为复杂的正邪交织的“双面特色”: ———见过大世面可干不了大事业。闯荡江湖,打过码头,见过世面。可是见过“大世面”不等于能干出“大世面”。黄陂手艺人走南闯北,一度曾有“无陂不成镇”的说法,但少见能创造产业神话的大企业家和工商巨头。比起同样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可能是小巫见大巫。“中国企业500强”中我省只有6家;“中国进出口企业500强”我省只有3户;“中国最受尊敬企业”2002年入围50家,没有湖北企业;2003-2004年入围50家,湖北仅东风汽车公司1家。 ———不乏精明却缺少大智慧。所谓“奸”“狡”就是对这种特质的概括。近年来,健力宝中奖骗局、收购种蝎骗局、假工程、假批文、假招生等等骗局层出不穷。前几年孝感、汉川等地一些人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有的被曝了光,把自己的机灵劲用在歪门邪道上,而不是雄心勃勃地干大事业。 ———有所创造而后劲乏力。开始有一股热情,但不够执着,缺乏锲而不舍将事业进行到底的精神。如多年前丽珠得乐等不少科技成果外流的例子,叙说着湖北人有始无终的教训。一度火红的汉派服装,成了过眼云烟。天沔花鼓戏听说也随着他们流浪的脚步传播到了很远的地方,但如今在荧屏上只听到外省的花鼓热闹。再说远一点,湖北产生的黄梅戏在本省衰落却在邻省成了气候。 ———东部眼光西部手段。湖北人识货,购买消费品追求江浙、上海、广东货,瞧不起本地产品,西部产品就更不用说了。湖北人自己也生产这些东西,可总是略逊一筹,缺少东南沿海地区人的设计灵气,没有心灵手巧的江浙人精巧做工。如果就此说湖北人笨,湖北人可能不服气,但说湖北人缺少江浙人那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头,粤闽人那种闯荡天下的创新精神,恐怕是事实。 这是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不溜”特点。性格即命运,诸如此类的“中”,难道就是位处中部地区湖北人的宿命? 今天,环境发生了重要改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以“地球村”为参照系的开放时代,湖北是得失参半:一方面,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已经远不如沿海地区的优势,得中独厚的时代一去不返,导致湖北的发展比沿海明显落后;另一方面,长期闭塞的山区却因此赶上了开放的末班车,弥补了过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缺憾,外出打工人员在为自己谋生的同时,也为家乡带来了新的信息和新的观念,改变着山村的面貌和人的性格。这性格也许在重复先发地区人们开放精神、精明强干、善于算计以至“奸”“狡”“狠”的后尘,可这个重复过程正是进步的应有之义。只希望尽量减少邪的一面,多发扬正的一面。 湖北有辉煌的历史,但历史的辉煌不会必然推导出今天的灿烂。今天提起屈原、李时珍、楚庄王、武昌首义等历史人物和事件,只是一个“比你阔多了的祖先”的话题。重温他们的创造精神和辉煌业绩,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和启迪,却不一定是能遗传给后人的基因。今天的幸福生活,要靠今天创造。在新的挑战面前,我们应有新的应对策略,有新的富于创新能力的文化性格。时代呼唤今天的风流人物。“当人们丧失了创造力,不能再对困难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时,文明就逐渐走向衰落和解体。”(汤因比)让我们谨记这一箴言,永远保持生活的创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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