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因分析 “吃”信访何以愈演愈烈 归纳这37例“吃”信访案，不难发现以下四个特点： “吃”信访者年龄一般偏大。信访条例规定，对无理上访者，轻则拘留，重则劳教，但对60岁以上丧失劳动能力者一般不采取该措施。“吃”信访者正是钻了这个法律空子，使当地政府以及司法机关不能采取上述措施，无形中加重了息访工作的难度。 相互串联，互相联系。这些“吃”信访者大都互相有联系，如什么时间某某领导要到那里去视察，这些“吃”者会互相转告，以便抓住领导视察时机，逼迫涉访单位答应自己的经济要求。 不断交流“吃”信访的经验。为追求信访的最大经济效益，这些“吃”信访者不断交流信访经验。如交通费，他们大都以2元至1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火车站站台票或短程票，当列车员查票时，他们均明白告知是进京上访，地方政府或司法机关如何如何不公、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无钱买票，引起同情。当火车到达北京终点站其被带到治安室，治安询问时，他们回答如出一辙：我们来京上访本来就没地方住，不如你们把俺拘留了，一不愁住，二不愁吃，三也好向领导交差，弄得治安室同志左右为难，只好“免费”放行。 “吃”信访者都有一套上访材料，交给北京相关接待单位后，大都批转交基层“依法处理”，先转送该基层驻京办事处“白吃白住”，然后由基层将其接回，所花费用当然是基层掏腰包，这也为“信访者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埋下伏笔。 造成“吃”信访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吃”信访的人利用国家机关全力以赴保稳定的这种心理，故意选择在重要节假日或重要会议期间上访，以引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达到满足个人的无理要求。地方政府为了使当事人不上访，向“吃信访”者妥协、让步，使“吃”访者认为只要上访就能得到更多好处，甚至是原有问题解决后，又提出新的、更多、更高甚至无法满足的要求。 其次是“牺牲法律”的副作用。 有些单位为了求得一时的清静，作出无原则的让步。“花钱买太平”、“摆平就是硬道理”等成为信访工作的实际考核目标，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无理缠访人“吃”信访的气焰。有的“吃”信访人为了达到自己“吃”的目的，就将进京或到省上访、重大节日、会议、敏感时期上访当成向有关部门施压，“吃”有关部门的重要手段；有的甚至聚众寻衅滋事、冲击国家机关，造成恶劣影响。因此，解决“吃”信访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信访工作的当务之急，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牺牲法律”问题。 再次，绩效考核实际操作的不完善。 为敦促基层积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各级部门都把信访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中，并细化了考核细则，但这一做法，却成了“吃”信访人“吃”及施压的工具。 一位法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所在的法院百余人敬业奉献，可以说没过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或星期天，十年间获20余次表彰。但就是因为有一件“吃”信访案经6次释法、11次促膝谈心、8次座谈、5次市县乡村四级联席会议集体研究没息访，被重扣绩效分数而取消评先资格，打击了大家的积极性。这位法官反映的情况，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绩效考核操作的不完善，对“吃”信访无形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解决之道 建议确定信访终访制 为杜绝或减少“吃”信访问题的发生，在当前，至少应当加大信访工作改革力度。 我国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但信访部门没有任何法定的实体职权。 各信访机构在处理各类信访问题中，并没有与其职能相对应的行政许可权，即行政许可法没有赋予其对应处理各类信访问题的实际权力，形成了在大量的信访问题面前束手无策的状态，对于明知是个“吃”信访的人，也只能听之任“吃”。 而有职有权的部门往往找各种借口，把他们惹出的问题往信访部门一推了事，导致问题堆在中央或省级。这不是信访部门无能，更不是信访部门工作人员只会签转地方“按法办”，而是国家现行信访体制问题，是信访工作体制存在的一大弊端。 从政府机构改革惯例看，在政府机构中，凡称局的一般是职能部门，凡称办的一般是办事部门，凡称委的一般是协调部门。信访机构改革中，名称是从信访办改为信访局，但其职能没增加。而人民法院涉法信访的处理机构，往往是一个庭的附属任务。 在人民法院内部，正是由于信访没有法律明确的法定权力，因而无论哪个内设机构都是牵强附会地去处理。 比如，有人认为信访就是申诉，过去是告诉申诉庭负责，告诉申诉庭撤销后，应由审判监督庭管理；也有人认为信访反映的问题五花八门，有涉及国家赔偿的、有反映干警违纪的，也有反映裁判不当的，应由法院内设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还有人认为人民法院施行大立案格局，群众反映的问题应由立案庭先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予以立案解决，不符合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告知其去向，由立案庭负责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由是，或应赋予信访部门更大的权力。 目前，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遭到侵害时，国家施行“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各类的程序法、实体法不断地完善增多，但相对于信访而言，可依据执行的只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各省、市虽作了一些贯彻信访条例的办法等，但还未上升到法律高度。 从现行信访条例和实施办法看，道德上规范的多，法律上规范的少；对不能采取的行为叙述的多，对如何处置则没有明确。如信访条例规定上访不得围堵国家机关，不得拦截公务车辆。但如果发生此类事情，处理则不严厉。信访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使信访愈演愈烈，造成当前处理该类问题的主要手段是“人治”，是上一级领导的批示或推诿、扯皮，破坏了安定团结和依法治国的法治进程。 不妨赋予信访部门更大权力，严厉制裁那些“吃”信访者。 为强化信访功能，有人建议像“两审终审”制一样，制定信访法，确定信访终访制，用以保证有限度的上访。 同时，还要严肃处理那些慷国家之慨者。 一个案例足以说明问题： 长沙市天心区农民许有维赴京上访，镇政府与保安公司合作两次去京截访花了逾10万元，后派十余人的“服务队”两班倒，每天守候防止许“逃跑”再上访，类似情形持续了3个月。 既“领工资”，又享受优惠的生活待遇，并惠及看望他的亲属，许有维说：“每顿饭开车去外面找饭馆吃，喝酒吃菜随便点。无论啥时间，我说要吃鸭子，马上有人出去买，即便买衣服，我也不需要掏钱。看护人员还跟我商量，只要我不跑每天给我100元，给30多元一包的白沙烟两包，且兑现了。”(法治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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