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 小市大县博弈 “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浙江的上榜县数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这或许是浙江18年来不断推进省直管县举措的硕果。 2009年7月9日，财政部一纸《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省管县财政改革将在2012年底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的实施目标。包括湖南在内的大多数省份启动这一改革。 浙江无疑再次走在了前面。 2009年年初，浙江省开始了第五轮强县扩权改革。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年8月该省还配套出台了《浙江省加强县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若干规定》，这是全国范围内首部关于“扩权强县”的省级政府规章。 这个规章规定，凡是法律、法规、规章明确以外的省和设区市的管理权限，除规划建设、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外，其他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原则上应当交由县（市）政府或其相关主管部门行使。 也就是说，义乌的经验已经开始在浙江全省推广。 不过，这次推广并没有把义乌所获得的权限全部放出去，也就是说浙江其他县并没有获得义乌试点时全部的权力。 沈建明认为，省管县的核心不是谁来管，不全部是权力转移，而是一个松绑的概念。他介绍说，浙江下放权限的同时，也在进行省级审批事项的削减。 浙江从1999年开始，省级审批权限从3200多项减少到600多项。“我们的改革就是调动积极性，多给县一些积极性、发展权，理论上它会发展得快一些。” 县级政府权力扩大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市、县之间的一些博弈。 在义乌，很多政府工作人员都愿意谈扩权好，但不愿跟过去对比。“老是说来说去，你说市里会怎么想？现在毕竟还属于他们管啊。”一位公务员说。 在目前，省管县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浙江的财政体制的省管县模式，一种是海南的行政省管县模式。 海南由于面积小具有省直管县的天然优势，而面积大的省份则会面临很多麻烦。 而义乌的一位公务员认为，浙江的扩权强县改革已经到了一个瓶颈。“该放的权都已经放了，以后怎么办？再改就涉及太多地方了。” 他跟记者探讨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行政省管县，到底是地级市降一级，还是县（市）升一级？ 不仅是级别问题，也有人担心，如果省直管县，每个县都有做大的冲动，会不会带来重复建设的问题？市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消失后，会不会变成更多的县与县之间的行政壁垒？ 在一些专家看来，这些都只是技术问题，还不是深层次的障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我国是一个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没有“县域”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省直管县”对于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加快城市化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何显明认为：“在中国，县一级政权非常关键，县级政府的行政自主性是最强的，省直管县最能调动的就是县级政权的主动性。” 湖南省委党校经济部主任易可君认为，“市管县”体制下过多的行政层级造成管理效率低下。 在迟福林看来，不管是浙江模式，还是海南模式，都代表了一种方向，即从财政的省管县逐步过渡到行政的省管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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