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鄢烈山 1952年出生，仙桃市陈场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过生产队记工员、民办教师、政府公务员。1984年开始评论和杂文创作，1986年投身新闻界，现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曾任《南方周末》编委。已出版《中国的羞愧》、《丢脸》等著作近20部。2005年，以时评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问鼎中国文坛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 2008年10月，广州街头。阳光灿烂，车流如梭。那个早晨，按照预约，我们到了南方报业大厦前。远远的，他来了，从楼道里走出来迎接我们，虽然未曾和他谋面，我们一眼就认出他来。 瘦削身材，清癯面庞，着浅红色细格短袖衫，坐久了带着皱折的深色长裤，一双宽边凉鞋，平实而具亲和力的乡音。南国繁华都市一隅，我们称他鄢老师。 一桌、一椅、一电脑、一书柜。那间略显拥挤的办公室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老乡。“是挤了点，这个书柜是刚弄来的，都是作者送的样书！” “你们还等10分钟，一篇稿子马上就完，别人在催呢！”说着他又坐到电脑前，清脆的键盘敲击声响起来，显示屏上闪烁着光标，那些铺展的字符，在延伸、在跳转。 这就是鄢烈山，一个用心灵书写文字，用文字抒发情感的人。 理想在追求中拔节 鄢烈山说，人的理想和命运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作为从仙桃贫困农家走出的时评杂文大家，忆起那些成长的往事，他认为，人的理想有一个长期孕育、不断提升的过程，还会有一个蓦然加速发育的时期。他的理想是在一步一步的追求中拔节的。 小时候家里很穷，饥肠辘辘是他童年和少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家里有姐弟妹6个孩子，鄢烈山是老二，是家里的长子。除了渴望吃饱肚子，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孩子一样，他的梦想是当一个科学家，他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文革”开始了，他的梦想在一夜之间似乎被打碎了。在沔城中学读初三的他参加上海、北京的“大串连”后，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学校，下学回家，到生产队挣工分。因为家大口阔，母亲生病、姐姐出嫁，家里少了劳动力。那时父亲又是“四清”对象，失学的鄢烈山哭过好多回。 在生产队做了三年多的记工员后，他在18岁那年当上了沙岭小学的民办老师，随后还当上学校的教导主任。那时他的理想是转正，吃上商品粮，成为一名公办老师。 果然，命运之神在这个时候开始眷顾到这个胸怀理想的农家小伙身上。1973年，机会终于来了，通过推荐加考试的形式，他成为大队里两个被推荐者之一。但身在农村的鄢烈山只能选择报考中专，考试时，他把考大学的卷子也做了，在教书期间，他自学完了高中课程。这样，鄢烈山幸运地进入沔阳师范学校。 师范毕业后，作为语数双优的毕业生，鄢烈山并没有顺利进入中学当上教师，而是成为一名培训师资的“函授部”老师。那时，让他耿耿于怀的是，自己没能进入正规大学。 中师毕业后的第三年，鄢烈山终于有机会走进高考考场，他在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他的分数可以进入北大，但他是老师身份，最高学府只能读北师大。对于这份迟来的大学梦，26岁的鄢烈山选择了中文系，因为做工科的最佳读书年龄已经过去了。 岁月蹉跎，人生如梦。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师范生身份的鄢烈山已经做好当一辈子老师的准备。鄢烈山在追忆那些往事时，总是用“人算不如天算”来总结他的人生经历。1982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他最后也没有当成教师，而是被分配到了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在机关三年多的时间，他的工作得到了领导认可，还提拔当了副科长。但他不习惯写工作简报，领导讲话之类的东西，工作之余，他开始写些言论文章，偶尔也见诸报端。他说，他更喜欢写自己内心想写的东西。 1986年,鄢烈山离开政府机关，到《武汉晚报》做评论编辑，10个月后，他正式调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开始了他的二十多载的杂文和时评创作人生。 公民写作的倡导者 鄢烈山把自己的时评创作定位为“公民写作”。 为了找到一个表达自由度更高的地方和平台，1995年10月，鄢烈山离开《长江日报》评论部，南下广州深圳。他之所以选择南方，是因为那里得改革开放之风，舆论环境较宽松，这是对鄢烈山最大的吸引力。 他可以到深圳特区报做评论员，但他最后选择了《南方周末》，做了一名专业时评员和时评编辑。 “因为我在寻找表达的空间，而此前的《南方周末》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独立品格。我不想做评论员命题作文，我想写个性化的东西。” 鄢烈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公民”，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公民在写作，就必须具有自觉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说，我是农民出身，我了解他们，他们不比城市人傻，也不比城里人高尚。社会的进步靠的是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在捍卫自己的权利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写作也是一种表达方式。他在《公民写作新概念》一文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这一概念。他说在有人提出这个概念之前，他一直是这么做的。 “我手写我心”。鄢烈山说自己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和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是我所是，非我所非”，他是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他能表达自己的想法，绝不人云亦云，他是用心灵在写作。在写作的心态上，他保持最基本的价值观和标准，他的时评追求重大题材、独特视角、思想意味和文化含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鄢烈山主持编辑《南方周末》“时事纵横”版的“纵横谈”，在近３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期都由鄢烈山执笔，撰写纵横谈，成为鄢烈山的职务行为。《南方周末》为鄢烈山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机会，鄢烈山也以个人的努力为《南方周末》增添了光彩。这些评论文章，皆以针砭时弊，呼唤公民权利意识为宗旨。在社会情绪复杂的年代，鄢烈山的时事评论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也使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人们称之为“鄢烈山现象”。 问鼎鲁迅文学奖 2005年，鄢烈山的杂文时评集《一个人的经典》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杂文奖，鄢烈山成为“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唯一的时评杂文获奖作家。也是时评、杂文界获得该奖的第一人。 鲁迅文学奖由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批评家、专家学者联合评出，同时以权威文学机构——中国作协的名义颁发，从中可以看出文学界、知识界和权威机构对鄢烈山的共同认可。 鄢烈山说，这本书名应叫《一个“人”的经典》，主题都是关于人权的，讲维护人的权利，提升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本来是一个很正面的名词，现在也写进了宪法。集子里选的是一些他认为关于这个主题写得比较好的杂文和时评。 获奖后，鄢烈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得这个奖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比我写得好的杂文家不止一个两个。这个偶然性一是我的书恰好被送去参评了；另一个是评委们对我的杂文写作有较多的认同。我的杂文评论味较浓，文采不足，文学性不强，评委们更看重我的杂文的思辨性与批判性，即对社会现实有一点思想文化意味的关注。” 在鄢烈山看来，得不得奖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我还是我，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鄢烈山说，他现在连中国作协会员都不是，是广东作协将他的湖北作协关系转过去，才成为广东作协会员的。广东省作协推荐了他的这本书参评，最终评上了，他说这总不是一件坏事。没有人会为了获奖而去写杂文，这应是个常识。写杂文、出集子，他从来就没想过要拿杂文集去得奖。 鄢烈山近20年笔耕不辍，每年撰写百余篇评论，作品广布《南方周末》、《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法制日报》等报刊和国内各网站。鄢烈山已成为新时期中国报刊新锐评论作者群中的重要代表。 鄢烈山在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 鄢烈山的杂文和时评创作实践还广为国内学者关注，许多博士生、硕士生把鄢烈山的杂文、时评创作作为研究对象和课题。他的杂文时评还被写进文学史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辟专节介绍鄢烈山杂文，《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把鄢烈山作为新生代杂文的代表作家来介绍。这些是学术界对鄢烈山及其杂文创作的肯定和认可，鄢烈山由此而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家序列。 心儿永远憧憬未来 转眼间，鄢烈山在南国的广州已经十多年了。在他布置简洁的家里，热情的妻子与我们聊起家乡事，她是一位武汉知青，曾在仙桃农村中学当教师，有过15载仙桃农村生活的经历。 鄢烈山和妻子过着朴实的生活，儿子已出国深造。他现实的生活圈子小而又小，从家到报社，再从报社到家，两点一线，间距只有几百米。写作累了，他会陪妻子爬山，打乒乓球。 而他思想所到达的空间和疆域是辽远和宽阔的，我们无以表达。他是一位思想者，他用思想、心灵与现实和历史对话。 鄢烈山说，我无以报国，只有一支笔，一颗追求真理的诚挚的心。“一个人能够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对社会做出点事就有贡献，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你尽到努力就行了，名和利都是非常虚飘的东西，宇宙多么浩大，地球多么渺小。” 鄢烈山每年都回老家仙桃，因为母亲还健在，弟弟妹妹都在仙桃。 在鄢烈山的心中，家乡永远是他的精神家园。他说这些年家乡仙桃变化很大，陈场变化也是很大。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发展还是很快的；从环境上看，和我们小时候没法比，小时候湖乡的情景只有在梦中才会有，从飞机上看下去象个蜂窝，过去的湖泊都不存在了，但是大家的生活肯定是变好了，现在村村通公路了，村里的小学生都在镇上读书，都有校车接送。 对于鄢烈山而言，写作已经成为他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他认为能说出自己独特的感受，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就是能写出一点新意来。这些新意有些是写在文章里面，有些是内在的表达冲动。 有学者撰文指出，鄢烈山和他的时评杂文创作根本意义在于：在这个新旧交替、破坏与建设并行的时代，都争相行使自己发言的权利，或者依托代言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这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话语实践，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是改革开放的最好成果之一，其中伴随着激情、进取、满足，也包含着痛苦、迷惘、徘徊。 鄢烈山不会停下他的笔，不会停辍敲击他的键盘。他的心儿永远向着未来。（记者刘习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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